看點 在過去，教師被視作一份體面的工作，擁有鐵飯碗、教書育人、擁有權(quán)威、受人尊敬。但現(xiàn)在，情況似乎已經(jīng)有所不同。豆瓣“教師”小組匯集了大量從教不滿五年的年輕老師，里面的帖子描述了一種與此前截然不同的教師形象：敏感、易怒、抑郁、牢騷滿屏。如今，教師還是一份好工作嗎？又是什么讓老師們倍感痛苦？

本文轉(zhuǎn)載自公眾號：正面連接 (ID: zmconnect)

(資料圖)

文丨于友嚶 編丨Jennifer

時代變了，

教師還是一份好工作嗎？

新學期開始了，持續(xù)三年的網(wǎng)課結(jié)束，學校終于恢復了正常教學秩序。很多人可能已經(jīng)忘記了去年的一則新聞。2022年11月，河南新鄭的高中歷史女教師劉韓博，在上完一堂網(wǎng)課后，被發(fā)現(xiàn)意外猝死在家中。

在劉韓博生前最后幾堂課上，陌生人闖入線上課堂，播放與課堂無關(guān)的音樂和視頻，在公屏上涂鴉留言，謾罵老師和學生。這被稱為“網(wǎng)課爆破”。根據(jù)警方調(diào)查，這群“爆破手”很可能還是未成年人。

在過去，教師被視作一份體面的工作，擁有鐵飯碗、教書育人、擁有權(quán)威、受人尊敬。但現(xiàn)在，情況似乎已經(jīng)有所不同。

2022年11月21日，河南新密一位女老師在上網(wǎng)課期間遭到丈夫家暴。在另一則網(wǎng)絡上流傳的視頻里，老師在宿舍走廊里扯著嗓子巡回講課，被隔離的學生圍坐在各自的宿舍里，戴著口罩聽老師在屋外講課。

豆瓣“教師”小組匯集了大量從教不滿五年的年輕老師，里面的帖子描述了一種與此前截然不同的教師形象： 敏感、易怒、抑郁、牢騷滿屏。

教師還是一份好工作嗎？又是什么讓老師們倍感痛苦？

帶著這樣的好奇，我與十余位在職老師聊了聊。他們分別來自上海、深圳、廣州、杭州、溫州、成都、鄭州、烏魯木齊等地，大部分都很年輕，其中6位教齡不滿5年，一半以上擔任過或正在擔任班主任，3人明確表示自己“想辭職”。

老師們面臨的困境各有不同。發(fā)達地區(qū)的老師要面對名目繁多的課改要求，人口大省的老師逃不過“卷”的壓力，小城市的老師還在被體制與人情世故所折磨。年輕老師往往更抑郁，經(jīng)驗豐富的老教師則意識到，教師如今要面對更復雜的學生和家長。

我們的共識是，當代教師的精神狀態(tài)并不好。但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在瞬息萬變的信息流里，似乎已經(jīng)徹底隱身了。

需要自保

如今的老師們似乎擁有了一項新的共識：并不是每個學生都是平等得值得幫助的。

學生們的心理問題遠比過去復雜。一位從教三十余年的老師告訴我。過去，老師對孩子的判斷停留在“皮不皮，乖不乖”，評價標準都比較簡單。但現(xiàn)在，學生的情緒問題、心理疾病都依次浮上水面。

“90%的學生問題來自原生家庭。”每位受訪的老師不厭其煩地重申，以證實他們確實無能為力。

小紙條是一種縮影。豆瓣教師小組里，時常有老師收到寫著惡俗字句的小紙條。其中有辱罵性質(zhì)的，有性騷擾性質(zhì)的，甚至有威脅要“殺了你”的。老師們收到這樣的紙條，只覺“眼前一黑”、“鈍刀割肉”。

一位來自東北小城市一所“生源很差”的學校的老師告訴我，在這里，學生們擊潰一個老師自尊的方式包括：對老師說臟話，比中指，講惡俗的梗，給老師取侮辱性的綽號，在課堂上摔門而去，故意交白卷以拉低平均分，去辦公室偷東西，往老師的杯子里吐口水。

成都一位老師也聽到過學生的極端恫嚇：“我給我們班所有同學每個人5次機會。如果誰冒犯我超過5次，我就拿刀把這個人給捅了。我給每個老師15次機會，15次之后，我也會拿刀把這個老師捅了。”

學生們“欺軟怕硬”的特征十分明顯，他們攻擊的對象多是好脾氣的中年女性老師。這一點在劉韓博的悲劇中再一次被印證。媒體報道中，經(jīng)歷網(wǎng)課爆破的老師，多為個性溫和、不強勢的中年女性。

家長們的手也越伸越長。家委會包辦了學生的黑板報、大掃除，以便孩子能有更多的時間學習，有些家委會甚至會插手學校門口的交通管理。

北上廣深等教育發(fā)達地區(qū)的家長普遍有更強烈的維權(quán)意識和參與感，他們是高知分子，關(guān)心子女教育， 喜歡“教老師怎么做”。遇到年輕沒有經(jīng)驗的老師，他們會聯(lián)名上書，甚至去教育局投訴，想盡辦法將老師換成他們滿意的人選。

與此同時， 原本應該保護老師的校方卻缺席了，因為他們“普遍害怕輿情”。一位杭州初中英語老師曾被學生指認體罰，校方在查了監(jiān)控、確認沒有體罰行為的情況下，仍選擇“息事寧人”，要求他不再擔任班主任。家長對他說：“我當然是信我自家小孩。我還能信你們嗎？”

處在這樣的境遇里，老師們只能自保。“我想去幫那種能夠幫的學生，只想去救那種能救得回來的學生。”一位受訪老師告訴我。

在豆瓣教師小組里，“尊重他人命運”、“教育只渡有緣人”、“不要為不值得的人生氣”的論調(diào)也十分流行。甚至有人表示，“當老師的第一門課，就是要學會冷漠”。

不被重視的精神危機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現(xiàn)在的學生面臨嚴重的精神危機，動不動就跳樓。沒有人發(fā)現(xiàn)，老師們的心理健康狀況也每況愈下。

學生的自殺風險增大了老師們的壓力。許多班主任都有過在深夜十一點重返學校或去學生家處理突發(fā)事件的經(jīng)歷。學生與家長鬧矛盾，揚言要跳樓、割腕、吞安眠藥，負責任的班主任往往需要保持手機24小時待命。

深圳的班主任徐貝貝就曾深夜造訪學生家，安撫過想要跳樓的孩子。她說，遇到這種情況，老師既沒有方法可循，也得不到心理方面的支持，“你完全是一個人在戰(zhàn)斗”。

她的另一項工作是給每個學生建立心理檔案，檔案內(nèi)容不僅包括原生家庭情況、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來的問題，還包括暫時隱藏的、沒有展露出來的問題。“教師需要對此做出預判，”她說，“但是如果我們真能預判，老師都成什么人了？”

“老師的付出很多時候是一種情緒勞作，情緒勞作是很容易被低估的。”張然做教育學研究，她強調(diào)這一點。

老師要負責學生情緒，誰來照顧老師的身心健康呢？

受訪者們提到的教師身上時常出現(xiàn)的生理疾病或癥狀就包括：甲狀腺結(jié)節(jié)，乳腺結(jié)節(jié)，卵巢囊腫，咽喉炎，肺結(jié)節(jié)，心臟病，腰椎頸椎的疼痛，睡眠問題，流產(chǎn)。還有一位老師在去年檢查出抑郁和焦慮的傾向，她覺得自己幾乎變成了討好型人格。

“良性循環(huán)被打破了。”徐貝貝說。她堅信教師應該先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充實自身，才可以正向地影響學生。

張然有過近似的表述：“副校長整天讓我們關(guān)心學生，做他們的家庭危機調(diào)解員。”

她指出，教師壓力的隱身，與主流媒體話語權(quán)常被中產(chǎn)階級把持有關(guān)系：中產(chǎn)階級只關(guān)心子女教育，而他們更多地將教師當作一種工具人。

教育教學不是第一要務

對于老師們來說，教育教學似乎成了最不重要的是一件事。

在過去一年，學校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核酸檢測。不少地區(qū)的老師們需要全副武裝，親自給學生做核酸、錄入信息。只需要簡單的培訓，老師就可以像大白一樣上崗。對此，老師們戲稱，“真就社會萬金油”，“人民教師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

第二重要的事是安全。

低年段的老師需要承擔課間護導的工作。每個課間十分鐘，老師需要站在走廊上，防止孩子磕著碰著。這意味著老師失去了課間。很可能幾堂課連上，中間的課間還需要接連站崗。

學生需要登錄各種指定的安全教育平臺，完整觀看視頻、答題。班主任的任務是監(jiān)督完成率達到100%。“（老師）就是自己登陸學生的賬號密碼，也得把數(shù)據(jù)變成100%。”徐貝貝告訴我。

一位上海的年輕女老師提到，她還需要監(jiān)督學生家長在接送學生時是否規(guī)范佩戴了頭盔——如果家長沒有做到，受到學校批評的將是班主任。

這兩件要務之后，才終于輪到教育教學。這本應是老師們最重要的工作，也應該簡單明了——上課、備課、批作業(yè)、出試卷，至多還需要與學生家長溝通，但現(xiàn)在的老師們似乎被困住了，總是難以抵達自己工作的核心。

困住他們的東西包括一些新名詞：

賽課、微課、評課、督課、巡課、磨課； 跨學科教育、項目化學習（PBL）、大單元教學、作業(yè)設計、課程設計；

老師們要花費單獨的時間學習如何教學。在上海，老師們會被賦予一個培訓號碼，它記錄了你是否定時定點去聽講座，是否完成了培訓作業(yè)。老師們奔波于各種培訓之間，簽到，打卡，打瞌睡，被動接受一個個前沿新鮮的概念。

根據(jù)培訓要求，老師要按照“項目化學習”、“大單元教學”或者“跨學科教育”的方式來上課。但這些術(shù)語只是“披一件衣服而已”。一位老師這樣解釋“跨學科教育”：“在一篇寫大海的語文課文里，科普關(guān)于大海形成的地理知識。”

廣州的一位英語老師青舒最近被分派到的任務叫“作業(yè)設計”。因為學校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不愿購買市面上的教輔，老師需要親自設計科學的作業(yè)單。完成這項任務后，她還需要再寫一篇論文，論述整套作業(yè)的設計思路，報送教研院評比。

為更大的體制服務

一半以上的受訪老師都被校方分配去兼職行政事務。這些行政工作包括：上傳下達，輿情管理，招生，招聘，接待上級領(lǐng)導視察，運營校方公眾號，策劃活動，勞動教育，寫材料，貧困學生資助，學校的資料建設。

老師們疲于應付各級檢查評比。評比的項目可能包括「文明學校」、「綠色學校」、「美麗學校」、「健康學校」。它們理應可以合并，但卻合并不了，因為它們是由不同的單位發(fā)起的。

“「文明學校」可能是精神文明辦搞的，「綠色學校」可能是環(huán)保局搞的，「美麗學校」可能是教育局搞的，「健康學校」可能是衛(wèi)健委搞的，還有市級的，省級的，一直在做加法。”

交通安全宣傳、消防宣傳、反詐宣傳、禁毒教育、垃圾分類等社會教育工作，原本應該由交通部門、派出所等機構(gòu)負責，但現(xiàn)在，最終的壓力都落到基層教師身上。

從好的方面看，教育的廣度被拓寬了。問題在于， 社會無法找到更明確的用來衡量廣義教育成果的指標，能夠被動用的只有行政手段。

“我們有點像公務員。”青舒說，“因為我們不僅是學校的雇員，還是政府的雇員。好像是在一個大體制內(nèi)，而不是一個小體制內(nèi)。”

學校對教師的要求越來越全才化了，這是一種與“讓專業(yè)的人去干專業(yè)的事”背道而馳的理念。

“老師不僅僅是老師，還是大白，還是財會，還是催收，還是法官。”一位女老師說。財會和催收指小學班主任時不時需要做一些收錢的工作，法官指有時候?qū)W生發(fā)生了矛盾，身為老師需要“斷案”，明辨是非。

老師還是活動策劃。校級、區(qū)級、市級的聯(lián)歡會、運動會，編排節(jié)目、組織孩子排練、購置道具等工作通常要落到老師頭上。

老師還是文秘，需要寫論文，寫發(fā)言稿，寫評比材料，寫公眾號，參與學校的資料建設。運營校方公眾號的工作最容易攤到語文老師身上。

老師也是心理咨詢師。他們需要時刻關(guān)注每個學生的心理狀態(tài)，調(diào)解糾紛，建心理檔案，做心理輔導PPT。假如真的有意外發(fā)生，這些工作的留檔記錄都可以成為老師避免被問責的證據(jù)。

“這件事好像不該我做”，這些念頭偶爾閃過年輕老師們的心中。新入職的年輕老師們普遍更迷惑。他們常常發(fā)現(xiàn)，“自己此前（對這份職業(yè)）的了解實在有限”。

張然最初對這份職業(yè)的印象是，“好好上課，學生喜歡我”。但她發(fā)現(xiàn)上課是最簡單的，“其他每一件事我都不知道該怎么辦”。青舒說自己完全沒有想到，“教學以外的雜務竟然能占到60%以上”。

假如有的年輕老師就是只想抓好教育教學，會發(fā)生什么？

答案是令人悲觀的。他們會因為自己的才干而在一開始受到重用，但如果他們不配合這一套系統(tǒng)，時常被通報批評，最終結(jié)果就是被邊緣化：評優(yōu)再也輪不上，無法帶更好的班，才干無處施展。

教資考試中，有個知識點是，教師是一份“廣延性”很強的工作，意指這份工作無孔不入地滲透進生活，使你的生活和工作之間找不到清楚的邊界。“我早先的理解是，教師把自己一切時間精力都奉獻給了教育，奉獻給了學生。但事實上，教師是把自己奉獻給了更大的系統(tǒng)。”

失去權(quán)威

一項項事務性的甚至服務性的工作，消解了教師在教學場域的權(quán)威。

網(wǎng)課加劇了老師們的無力感。老師很難通過眼神交流來確認學生聽懂和理解了。青舒教低年級英語。線下上課時，她可以動用大量肢體動作，唱，跳，來完成和學生的互動。到了線上，這些通通失效，效果顯著地大打折扣。

網(wǎng)絡的延遲和卡頓時常造成喜劇性的效果。“所有的互動，學生連上麥，都要先說，老師，你聽得到嗎？你還得說，聽得到。換一個學生，又問一遍。整節(jié)課下來，每個人都在說，老師，你聽得到嗎？”

青舒曾幫一位需要連線上課的任課老師維持線下秩序，她看到的場景是：兩個學生在吵架，有人玩橡皮，有人發(fā)呆，唯獨沒有人在認真聽課。她感到屏幕里的老師毫無威嚴。

堂而皇之不愿意交作業(yè)的學生變多了。老師們有時會在微信中收到學生發(fā)來的短信，沒有稱呼，沒有敬語，大剌剌說，“作業(yè)太多了，我后天再交”，甚至，“我不想寫了”。

過去，遇到不聽話的學生，老師們可以發(fā)火批評，獎懲措施也都行之有效。但到了線上，就連一個學生不肯打開攝像頭，老師們都無能為力。

老師面臨更頻繁的監(jiān)督。技術(shù)的升級也加劇了教師“被監(jiān)視被要求的處境”，張然將這種處境形容為“福柯描繪的環(huán)形監(jiān)獄圖景”。

正常情況下，教師備課只需要手寫教案。上網(wǎng)課后，青舒所在的學校需要老師上交次日的PPT，以及一份一千字左右的逐字稿，“改成網(wǎng)課后，學校對老師的掌控更苛刻了”。

評課和督課也因為線上教學而降低了成本。這項工作的具體內(nèi)容是，旁聽別的老師的課，找一些“千篇一律的優(yōu)點”，和“雞蛋里挑骨頭的缺陷”往上報。在線上，只需要動動手指，輸入會議號就可以巡堂。你可以輕松地成為監(jiān)管者，也可以輕輕松松被監(jiān)管。

新媒介時代，家長可以在釘釘直接聯(lián)系到各科老師。“這種即時通訊軟件的聯(lián)系，家長隨時隨地都可以給你發(fā)消息，你必須得回”。許多老師被家長逮住，“一聊就是兩三個小時，動不動聊到半夜十二點”。

張然給學生上網(wǎng)課時，很多家長直接坐在學生旁邊聽，“你不僅在給一個學生上課，你還在給他爸媽上課，他對你有什么不滿意的就可能投訴你。”

一個比喻是，教師很像“上下兩方壓力的夾板”。雙減了，教改了，教育系統(tǒng)把壓力下放到學校，學校把壓力給到老師，而老師還要頂住家長和學生施加的壓力，他們被夾在中間，動彈不得。

坍縮的確定性

在中國大多數(shù)地區(qū)，教師的月薪只有五六千，甚至兩三千，與教師的工作量完全不成正比。在深圳，教師曾經(jīng)是一份高薪工作，但近年來也面臨著降薪的壓力。房貸與收入之間精打細算的平衡被打破，不少老師因此崩潰。

編制是教師這份職業(yè)真正的誘人之處。對于多數(shù)人來講，選擇教師這份工作，意味著你將“穩(wěn)定”排在人生價值序列之首。得到了穩(wěn)定，還想要更多，那就是得了便宜還賣乖了。

一位受訪者出生于下崗工人家庭，家庭條件不算好。在她看來，不進入體制，在大城市漂泊，是“有能力”的人的選擇，而自己屬于“普通人”，“選擇編制是因為對自己沒有自信”。

她不理解，每當有人抱怨教師行業(yè)的現(xiàn)狀時，評論里總有人不屑地說：那你辭職啊，你不干大把人想干。但她想，如果細究編制到底帶來了什么實際收益，可能根本沒多少。甚至與同在體制內(nèi)的公務員相比，教師的福利都單薄許多。為什么總有人覺得他們像占了天大的好似的呢？

編制對她來說更像一種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但你會掂量掂量，我能不能再堅持一下呢？”

前段時間有新聞報道稱，寧波擬引入教師退出機制。也就是說，編制內(nèi)也不再是鐵飯碗，末位教師面臨淘汰的風險。

青舒是不在編制內(nèi)的合同制老師，她所在的學校被稱作“新樣態(tài)學校”，采取“兩自一包”的方式——即“管理自主、教師自聘、經(jīng)費包干”。這些學校為解一些新區(qū)發(fā)展的燃眉之急而存在，這也意味著，你仍然隨時面臨被裁員的風險。

“不管有沒有編制，確定性都是在不斷不斷縮小的。越來越多人想找一個確定的東西，但越來越?jīng)]有什么東西是確定的。”青舒說。

堅持下去的唯一理由

教師的處境確實改變了，不管他們自己有沒有意識到。如今，教師還是一份好工作嗎？

“這個選擇做錯了。”在東北“生源很差”的學校任職的那位老師說。過去五六年里，她都在跟并不值得付出的學生纏斗，在復雜的人際關(guān)系里掙扎，“能力下降了，人也快扭曲了”。

深圳的一些老師覺得“自己在招聘會上被騙了”。學校曾經(jīng)許諾為他們的教育理想提供一個最好的平臺，但下降的薪水、不合理的制度、無法保護老師的校方，都使他們意識到，這個美好的藍圖其實從來沒有存在過。

張然將中國的教師稱為“耗材”。“你不想當，大把有人當。雖然進來以后，你的處境非常的惡劣，但是沒有人覺得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反正大把有人當，這就是耗材。”

只有一個問題，幾乎每一位受訪者的回答都如出一轍： 他們幸福感的唯一來源，是和學生建立的情感連接，這也是很多老師還愿意留在這個行業(yè)里唯一的心理動力。說起來很俗氣，但教師最大的吸引力，不是薪資，不是穩(wěn)定，而是這份職業(yè)真的可以建立人與人的聯(lián)結(jié)。

在少有但是珍貴的一些時刻，他們意識到自己也許真的能對某幾個學生產(chǎn)生影響。比如，某個多動癥的學生開始出現(xiàn)改善的跡象，某個學生在鼓勵下寫出不再應試的精彩作文，某個害羞內(nèi)向的女孩開始更大膽地表達。這些時刻帶來真實的快樂和成就，沖淡了后悔。

徐貝貝會記得，生日那天，她站在教學樓下，抬頭看見陽臺上，烏壓壓站了兩大排學生，一齊沖著她大聲喊，徐姐生日快樂！這是她一年里最快樂的時刻。為了這樣的時刻，她可以忍受其他364天里漫長的消磨。

“唯一能把他們黏在這個崗位上的，是他們回想起來有些學生，會覺得內(nèi)心很溫暖。”張然說，“但也僅此而已，你再去看，沒有其他更多了。”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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