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右)在高雄為古遠清題詞
臺風剛過去的子夜。
臺灣師范大學學人招待所。
我在睡夢中被電話鈴聲驚醒。是什么樣的緊急事件，非要半夜通話呢?
原來，一位臺灣作家得知我1995年9月1日將改變行程南下高雄拜訪余光中時，他便來電話“警告”說：
“余光中是賣國主義作家，你千萬不能去看他!”
“據我了解，余光中是愛國主義作家。作為我的研究對象去拜訪他，沒有什么錯。”
對方的嗓門頓時高亢起來：
“你一定要站穩立場!如果明天去看他，我就和你絕交了!”
我讀過這位半夜打電話給我的作家的作品，還寫過評文在臺灣發表。就在我首次訪臺的前幾天，這位作家還帶我去拜訪仰慕已久的一位文壇前輩胡秋原。由于是熟人，所以他對我毫不客氣，我也和他坦誠相見。后來我去拜訪了余光中，這位臺灣作家也未與我絕交，仍源源不斷寄送他的資料給我。
回想我第一次見到銀絲半垂、眼神幽淡的余光中，是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兩岸暨港澳文學交流研討會上。在歡迎晚宴上，我和他坐在一起聊天、碰杯，他忽然慨嘆臺灣政壇投機分子何其多，文壇知音何其少，因而順口將宋代歐陽修的兩句詩“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顛倒過來：“酒逢千杯知己少，話不半句投機多!”他的機智和幽默，頓時給我留下難于磨滅的印象。以后我和他魚雁往來，在高雄拜訪他時，余老贈我手稿和多部他的簽名本大作，我后來則出版了他的評傳《余光中：詩書人生》，另編著有《余光中評說五十年》。
在余光中文學史上——如果真有這部文學史的話，那其中充滿了論爭、論辯和論戰。余光中自己說過，作家并不是靠論戰乃至混戰成名的。但一位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要逃避論戰很難做到。在社會變革和文學思潮更替的年代，有責任感的作家不應回避大是大非的問題，他應該入世而不應該遁世，應該發言，應該亮出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在上世紀60年代保衛現代詩的論戰中，余光中正是這樣做的。但在鄉土文學大論戰中，余光中的表態和發言對鄉土作家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精神壓迫作用，呼應了國民黨整肅不同文藝聲音的鐵腕政策，余光中的正面形象由此受到挑戰，他在臺灣文壇的偉岸身影由此打了不小的折扣，少數青年詩人甚至作出了“告別余光中”的痛苦抉擇。時隔27年，大陸重提余光中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所作所為，視線以外的余光中、光環之外的余光中終于浮出地表。
晚年的余光中，已由熱血的青年詩人變為冷眼閱世的老教授，其詩風不再激烈而趨向平和，對詩壇論爭不再像過去有“鞏固國防”的興致。他認為，自己“與世無爭，因為沒有人值得我爭吵”，并自負地認為“和這世界的不快已經吵完”。可只要還在寫作，還未告別文壇，要完全躲避論爭是不可能的。這就難怪在海峽兩岸部分學者、作家質疑“余光中神話”時，他不得不著文答辯，十分不情愿地再揚論戰的烽煙。
經歷過一系列論戰的洗禮和考驗，尤其“向歷史自首”后的余光中，他在兩岸三地讀者的心目中，還能傲視文壇、屹立不倒，像一座頗富宮室殿堂之美的名城屹立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嗎?
答案仍然是肯定的。
一是從創作的數量和質量看，余光中半個世紀來已出版了18本詩集、11本散文集、6本評論集，另還有13本譯書。百花文藝出版社不久前為其出版的九卷本《余光中集》，更是洋洋大觀，全面地反映了他創作和評論等方面的成就。當然，光有數量還不行，還要有質量。余光中雖然也有失手的時候，寫過平庸之作乃至社會效果極壞的文章，但精品畢竟占多數，尤其是傳唱不衰、膾炙人口的《鄉愁》，已足于使余光中在當代文學史上留名和不朽。
二是從文體創新看，余光中右手寫詩，左用寫散文，做到了“詩文雙絕”，乃至有人認為他的散文比詩寫得還好。這好表現在他那綜觀中西，兼及古今的散文，為建構中華散文創造了新形態、新秩序。他還“以現代人的目光、意識和藝術手法，描寫現代社會的獨特景觀和現代生活的深層體驗，努力成就散文一體的現代風范”(古耜)，這是余光中為當代華語散文所做的又一貢獻。
三是理論與創作互補，創作與翻譯并重。以評論而言，他較早地提出了“改寫新文學史”的口號，并在重評戴望舒的詩、朱自清的散文等方面作出了示范。在翻譯方面，他無論是中譯英，還是英譯中，既不“重意輕形”，也不“得意忘形”，在理解、用字、用韻以及節奏安排上，都比同行有所超越。他既是一位有理論建樹的文學評論家，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譯家：從翻譯的經驗與幅度、翻譯的態度與見解、譯作的特色與風格、譯事的倡導與推動等各方面，余氏的翻譯成就均“展現出‘作者、學者、譯者’三者合一的翻譯大家所特有的氣魄與風范”(金圣華)。
四在影響后世方面，余光中在香港有“余群”“余派”乃至“沙田幫”。在臺灣雖然還沒有出現自命“余派”的詩人，但至少是“余風”勁吹。在大陸，“余迷”更是不計其數，不少青年作家均把余氏作品當作范本臨摹與學習。他的作品進入大陸中學、大學課堂，許多研究生均樂以把余光中文本作為學位論文的題目。
五是在對待別人的批評方面，有大家風度。如“我罵人人、人人罵我”的李敖，直斥余光中“文高于學，學高于詩，詩高于品”，定性為“一軟骨文人耳，吟風弄月、詠表妹、拉朋黨、媚權貴、搶交椅、爭職位、無狼心，有狗肺者也。”可余光中對這種大糞澆頭的辱罵，不氣急敗壞，不暴跳如雷，更不對簿公堂。這種不還手的做法，是一種極高的境界。如不是大家，必然申辯和反擊，就不可能堅守古典儒家的準則：“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正如王開林所說：余光中“誠不愧為梁實秋的入室弟子”。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任何作家都難保不做過錯事、寫過錯誤文章。關鍵是他對以往過錯有無反思的態度。余光中承認《狼來了》是篇壞文章，而不像有的名人那樣矢口否認做過錯事、寫過錯誤文章，認為自己“永遠站在正面”。
死神終于向驕傲的余光中傳來消息，使我想起他當年在美國密執安州立大作為離鄉背井、抑郁寡歡、思念著遙遠祖國的游子，在寒夜中臨窗西望時欣然命筆，寫下有名的《當我死時》：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
枕我的頭顱，白發蓋著黑土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
聽兩側，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兩管永生的音樂，滔滔，朝東這是最縱容最寬闊的床
讓一顆心滿足地睡去，滿足地想……
余光中這時只不過37歲，就有了濃郁的鄉愁。他由此想到了人生的大限，希望自己死后葬身祖國大陸“在長江與黃河之間”的“最美最母親的國度”。可見，他對祖國感情之深。
我不久前在臺南“臺灣文學館”演講時，認為如果有臺灣作家得諾獎，他應是呼聲最高的一個，可惜生前他未能得到。老天對他不公，這次又讓閻羅王的鐵錘擊中他垂老的病軀，使他不能實現自己90歲制訂出的“五年規劃”，他已無法做到比佛洛斯特更長壽。可以告慰的是，余光中為后人留下的情深意長、音調動人的不朽之作，是死神再使大力氣也是無法偷走的。用余光中自己的話來說，“就算大索三日，秦始皇也未必能逮到張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