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滉(1501—1570)，韓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出生于朝鮮朝慶尚道安東府禮安縣溫溪里，即今天韓國的慶尚北道安東市溫溪里。其父李埴，為當時進士，膝下八位子女，而李滉最小。李滉初名瑞鴻，字景浩、季浩，號退溪、陶翁、退陶、陶叟、清涼山人等，謚號文純，人們常稱他為退溪先生，其學也被稱為退溪學，并由此形成了退溪學派。因李滉終生服膺我國宋代的理學大家朱熹的思想，并對之有所發展，成為朱子學在朝鮮朝的重要傳承人和推廣者，所以他又有了“韓國朱子”之稱。

李滉自26歲科舉中式之后便開始任官，一生在官場七進七出。他的出仕一方面往往是迫于王命的征召，另一方面有時也是希望能夠借此“從事上磨煉”，在官場中成就他的“可以使自己品行端正的學問”。換言之，許多時候李滉是把官場視為自己修身的道場。

在修身的方法上，他推崇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但特別強調了“人欲”與“人情”的區別。他認為，儒家的“四端七情”(“四端”即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七情”為《禮記》所言之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中的“情”并不都是惡的，其中也有善的因素，而“人欲”則全為惡，因此人們必須革盡人欲，以恢復天理對人心的絕對主宰。在與修身緊密相關的知行關系問題上，李滉也認為朱熹的“知先行后”而又以行為重的知行觀是最合理的，反對王陽明的“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傳習錄》)的“知行合一”論。所以，他特別重視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說，終生探研儒學義理，講學著述不斷，并創辦陶山書堂(后為其弟子們擴建成陶山書院)，身體力行，以廣教化。與此同時，他還親自撰寫了“修身十訓”，傳之子孫和弟子，其全文如下：

立志當以圣賢自期，不可存毫發退托之念;

敬身當以九容自持，不可有斯須放倒之容。

治心當務清明和靜，不可墜昏沉散亂之境;

讀書當務研窮義理，不可為言語文字之學。

發言必詳審精簡，當理而有益于人;

制行必方嚴正直，守道而無污于俗。

居家克孝克悌，正倫理而篤恩愛;

接人克忠克信，泛愛眾而親賢士。

處事深明義理之辨，懲忿窒欲;

應舉勿牽得失之念，居易俟命。

“修身十訓”分為五組，兩句一組，從十個方面討論了人一生道德修養的基本要素。

第一組首先就提到立志，因為立志是根本?！渡袝?middot;周書》記載，周成王告誡臣屬道：“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認為一個人事功價值的高低就取決于立志。因此當王子墊問孟子士人當以何為重時，孟子就簡潔明了地指出：“尚志。”(《孟子·盡心上》)即以立志為重。朱熹也曾明確指出：“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性理精義》卷七)故而“學者須是立志”(《朱子語類》卷八)。而儒家的最高志向通常是做圣賢。同時，有了做圣賢之志，還需有與之相匹配的身姿儀容，退溪第二句論“敬身”所說的“九容”便是專就此而言。其語出自《禮記·玉藻》：“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九容”較為全面地規定了日常生活中讀書人應有的儀容表現。

第二組論治心與讀書。論治心一句，從字面上看，主要是對人的心理與精神狀態的要求，強調人應神思清明，心境和寧安詳。讀書方面，退溪主張不要專以字詞訓詁為事，而應將主要精力放在書籍的道德義理的探求上，強調讀書要分清主次。但考其本意，亦并非是說讀書應全然不顧對文字詞匯的準確把握。

第三組較有意思，特意提到了言談規范。他主張人們在講話時應周全合理而不失精練簡潔，沒有廢話，句句都能令人實實在在地受益。而有言必有行，在行這一方面，他要求行事應方正嚴謹，守道勿失，不為流俗所左右。

第四組專論人際關系方面人們應遵循的倫理規范。首先是在家庭關系中，為人應孝悌，因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孝悌是實踐仁德的起點和基礎，“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同上)。為人孝悌者在家里自然能夠使得家庭和睦，倫秩井然，人相親愛。其次是在社會交往中應持守忠信之道，對人友善，充滿愛心。《論語》中言“泛愛眾而親仁”(同上)，李滉在強調“泛愛眾”的同時，于此處將“親仁”化為“親賢士”，主張應有意識地多親近賢能之士，以見賢思齊，從而成就自己的德才。

第五組首論處事，強調應明白所處之事中的義理，懂得克制自己的負面情緒和私欲。其中“懲忿窒欲”一句源自《周易·損卦》，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也指出：“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次論以平常心對待舉業功名，要求不必在意科考的成績得失。其“居易俟命”一語源自《中庸》：“正已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意指君子一方面努力做事，另一方面又安于平凡的處境，只是修養德性，端正己身，而不會存非分之念，求非分之祿。李滉借之告誡子弟與門人應合理地看待功名。

從李滉的“修身十訓”可見，他精研儒學義理，受朱子學的熏陶極深，對儒家尤其是朱子理學的修養理論有著精當的把握并能充分運用于實踐。盡管距今已有六百年左右，他的“修身十訓”在今天無論是對韓國人的道德修養還是對中國人的道德修養仍有著重要的借鑒和指導價值。同時也說明，儒學作為一種傳統農耕文明的代表，其飽經歷史長河磨礪和淘選出來的優秀的精神文明要素在一定程度上不僅是中國的，也是東亞乃至全世界的，理應得到人們的共同尊重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