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新聞傳播將近走過兩個世紀的歷程。其中，19世紀的中國對外新聞傳播是特別值得反思的一段歷史。這一時期，西方在華外報基本壟斷了中國的新聞傳播，取代了中國對外新聞傳播的話語權。西方在華媒體是如何報道中國的，中國為什么失去對外新聞傳播話語權?對于這些問題，國內外學術界較少從源頭上進行深入探究，長期以來缺少系統研究這些問題的專門著作。學苑出版社的《攪動晚清帝國秩序的力量——19世紀早期廣州外報中國報道研究》(2017年12月出版，作者謝慶立)一書，從對外新聞傳播的視角，系統梳理、考察早期在華外報(廣州外報)的中國報道，及其所建構的中國形象，填補了新聞與傳播學術領域的一項空白，打開了新聞史研究的“另一世界”。
19世紀早期廣州外報的中國報道，奠定了西方在華媒體對外傳播中國的基礎，初步形成了建構中國形象、傳播中國的話語機制。鑒于此，作者研究的視點聚焦于19世紀早期(1827—1842)的廣州外報(英美國家在華創辦的英文報刊，以西方國家讀者為對象)。作為研究視點，“廣州外報”有兩層意義：第一，就傳播地理看，19世紀早期的廣州口岸是中國唯一對外開放的商業貿易港，同時也是國際化的“信息交匯港”。獨特的商業、文化空間使之成為近代中國新聞業的發源地;第二，從時間層面看，19世紀早期的廣州外報處于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發端期，這些外報打破了晚清帝國原有的信息傳播格局，其對外中國報道為以后在華外報發揮了“示范”和“發動”作用。
對此，作者從整體上把握研究對象的本質。本書以這一時期廣州外報的中國報道為“經”，以中西社會背景和中西錯綜復雜的矛盾為“緯”，從對外新聞傳播的視角，選擇這一時段廣州外報中國報道的議題和有關的輿論熱點，深入探究早期廣州外報與中西社會的互動關系、以及中國報道的話語形態。本書創新之處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首次把19世紀早期廣州外報的對外中國報道作為研究專題，在考察外報中國報道文本形態的基礎上，呈現19世紀早期廣州外報中國報道的大致脈絡，探尋其對中西關系、晚清社會秩序、文化意識等方面產生的影響。譬如，20世紀以來，“國民性改造”成為影響中國現代思想的主導話語之一。作為一種知識話語，有關中國國民性話語產生的源頭在哪里?作者以最早在華出版的英文外報《廣州記錄報》和稍后的《中國叢報》為個案，從源頭上梳理、探究廣州外報與中國國民性話語生產的關系，考察分析廣州外報對中國國民性認知歷程，揭示其賦予“中國國民性”內涵。作者指出，廣州外報“中國國民性”的討論，開“中國國民性”建構之先河，引發了中國近現代有關思想資源生產的“蝴蝶效應”。作者的研究并沒有停止于現象層面，而是透過外報中國報道的表象，把握其背后的肌理，重點揭示“現象”背后的邏輯關系。
第二，從對外新聞傳播的視角，采用跨學科研究方式、文獻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在大量文獻資料和報道文本基礎上，分析19世紀早期廣州外報的報道內容、報道方式和編輯形態，追根求源，探究中國對外新聞傳播史初始形態及其蘊含的歷史邏輯。譬如，作者發現鴉片戰爭之前，廣州外報大量刊登有關“中國軍事實力”問題的報道和評論，這些報道從不同的維度，為西方讀者建構了晚清中國的軍事形象。作者指出，外報所建構的中國軍事形象，其中蘊含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擴展其殖民范圍的欲望。這種“控制欲”往往又被外報以“文明”“進步”的話語所掩飾，這種話語形態逐漸成為外報報道中國的一種主導話語。
第三，作者特別注意從“小處”著眼，把握牽動歷史宏大走向的脈絡。廣州外報是復雜社會背景與傳播生態孕育的特殊產物。自出現之日起，它們就像敏感的神經連通著中西社會的各個方面。當時，廣州外報的中國報道常著眼于一些微觀現象。因此，作者從剖析微觀報道現象入手，深入探究微觀中蘊含的“宏大主題”。譬如，圍繞清朝官方文書中的“夷”字，廣州外報曾展開持續數年的報道和討論。作者發現，中文“夷”字內涵被顛覆，其意義被外報重新建構。持續數年的“蠻夷之辯”，不僅達到了為西方正名的目的，而且也把中國置于野蠻的定位。其實，在中國歷史長河中，“蠻夷之辯”不過是一段激流、一串飛濺的浪花，與那些極具沖擊力歷史大事件相比，這算不上“宏大敘事”，但的確是耐人尋味的“歷史細節”。這些發現，不僅體現了作者研究方式的創新，也體現了作者獨特的歷史眼光。
此外，本書的創新之處還表現在發掘出的新資料方面，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新觀點。在研究的過程中，作者依據原始文獻資料，做到了闡幽顯微、論從史出，對前人的定論提出質疑，對有關歷史問題重新定位，提出了一些卓然自立的新見解。譬如對1834年“律勞卑事件”引發中英軍事沖突問題的分析，他通過分析廣州外報大量的報道文本，發現外報把廣州官方文告中的關鍵詞“夷目”誤譯為“barbarian eye”(野蠻人的眼睛)。作者用歷史材料“說話”，指出廣州外報的誤譯，其客觀效果出人意料：不僅“誤傷”了律勞卑對中國的情感，同時加劇了在華英國僑民與中國的對立情緒，也為中英軍事沖突埋下了隱患。針對學界普遍認為的中國新聞媒體過于“政治化”始于近代國人辦報這個觀點，作者以《中國叢報》為例，通過梳理1834年8月—1835年1月有關“律勞卑事件”報道，考察《中國叢報》與這一事件的互動關系,發現《中國叢報》是該事件矛盾升級的“推手”，在整個事件過程中發揮了引導、組織輿論的作用，使中英雙方由潛在矛盾轉為對抗性矛盾，為以后英國對華采取強硬政策提供了輿論基礎。作者指出，發端時期的外報帶有先天的“政治基因”。
對于《廣州紀錄報》，學術界普遍把它定位為首家在華創辦的英文報刊，作者卻從對外新聞傳播的視角，將《廣州紀錄報》置于中國對外新聞傳播的歷史格局中重新定位。作者指出，1827—1831年《廣州紀錄報》是“獨家發聲”期，該報持續發表有關中國的報道，在中國對外新聞傳播史上具有開創地位。自《廣州紀錄報》始，中國對外新聞傳播的話語權被在華外報所取代，并導致外報把中國定位成愚昧、停滯和專制國家;西方被定位成文明、進步的西方，進而確立了西方文化的優越感，使之扮演拯救中國的角色。
19世紀早期的這段歷史表明，中國對外新聞傳播話語權的變遷關乎國家的尊嚴和形象，關乎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發展空間。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新時代，作者的此項研究因此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作者反思歷史，總結經驗教訓，為當代中國對外傳播提供文化資源和歷史鏡鑒;另一方面，就中國新聞傳播史，特別是對外新聞傳播史學科建設而言，彌補了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研究的不足，以新史料、新角度、新視野，從源頭上探究中國對外新聞傳播的來龍去脈，分析其背后錯綜復雜的問題和矛盾。此部著作的出版，拓展了新聞史的研究領域，把在華外報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對于新聞史，特別是中國對外新聞史的學術建設具有重要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