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漫畫/陳冬

豫章書院事件并不是孤案，從一定程度來說這是劣幣驅良幣的格雷欣現象：正是由于公辦工讀教育的沒落或缺位，方才使得一些缺乏辦學資質的民辦矯正教育得以乘虛而入。

據新京報報道，教育部、中央綜治辦、最高法、最高檢等十一部門聯合印發《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對學生欺凌做出了界定。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信息是提出情節惡劣的欺凌事件，可將實施欺凌學生轉送工讀學校教育。這個方案的出臺，再次強調了工讀學校之于偏差少年治理的重要作用。

工讀教育一直未曾落地

對于很多人而言，工讀學校或者類似的未成年人矯正學校都業已成為一些偏差少年的不二之選。于是乎，針對《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4條所界定的九種嚴重不良行為，一旦其危害性尚達不到刑事案件或治安案件標準時，對此該法第35條明確規定“可以送工讀學校進行矯治和接受教育”。

綜觀該法共有六處提及工讀教育，分別涉及招生條件、法律依據、教育管理及平等對待等不同層面。但是為避免標簽效應，《未成年人保護法》全篇未使用“工讀教育”這一說法，而是以“專門學校”取而代之，在第25條更是六次反復提及。

只是生活經驗一再提醒我們，無論是字里行間如何濃濃泛濫的愛惜抑或是恨鐵不成鋼的怒意，也要重視這樣的法律條文落地效果，警惕落實不到位的危險性。良法需善治，尤其需要供給有氧呼吸的空間。

公辦工讀教育裹足不前

自1955年創設于北京海淀區以來，工讀教育就陷入喜憂參半的爭議之地，既有歡呼雀躍者，亦有堅定質疑者。根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5條，對有該法規定的九種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和學校應當相互配合，采取措施嚴加管教。必要時，“也可以送工讀學校進行矯治和接受教育”。法律文本中使用的詞語是“可以”，亦可解讀為“不可以”。換言之，法律本身并未對此作出強制性規定，而是選擇性規定。

對于何種條件下可將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送至工讀學校接受矯正教育，《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5條繼而規定，“應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或者原所在學校提出申請，經教育行政部門批準”。這一條常被解釋為“三自愿原則”，即在學生自愿、家長自愿和學校自愿的前提之下才能啟動工讀學校招生機制。然而，這種窄進性機制從實質意義上講，無異于叫停了公辦工讀教育。

然而，以上這些種種卻不足以作為解釋公辦工讀教育裹足不前的合理原由。近年來公辦工讀教育的嚴重萎縮主要體現在招生量嚴重不足，而這又直接引發了公辦工讀學校的生存危機。不過與寥寥無幾的公辦工讀學校招生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數量卻可能是個天文數字。

從1991至2015年各級法院審理刑事案件數的縱觀性數據分布來看，25年間整體刑事案件一路攀升至百萬之巨;與此同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卻一路下滑，從2008年的8.6萬件降至2015年的4.3萬件，2016年的數據則是3.8萬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呈現斷崖式下降的態勢有多種因素，其中包括人口出生率下降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等疊加而成。但不可忽視的是，許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被人為或制度性排斥出刑事司法系統之外，而這很可能與原有的嚴重不良行為共同構成了數量更為巨大的未成年人案件基數。這些案件量亟待收容教養及工讀教育及時介入，以開展行之有效的針對性矯正教育。

民辦矯正教育亂象頻仍

一段時間以來，針對未成年人嚴重不良行為矯正，不少人正是利用家長們病急亂投醫，從中嗅得商機，紛紛開辦了諸如網癮矯正、行為矯正、思維矯正等花樣繁多的各類民辦矯正學校。盡管教育行政、工商行政、文化行政等相關主管部門對諸多亂象也出臺過一些監管舉措，但很多地方卻只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不可忽視的一些現實狀況是，一些辦學機構趕鴨子上架，面臨著辦學資質不足、師資短缺、教學方式簡單僵化、軟硬件不達標等窘況，這些欠缺因素均為民辦矯正教育帶來了暗藏性的毀滅沖擊。尤其是未成年人被虐傷甚至被虐死的案件在一些民辦矯正學校時有發生，這對于拯救和喚醒工讀教育這一矯正教育方式更是雪上加霜。

在一宗宗民辦矯正學校案件曝光余波之后，加強對其有效監管的呼聲自然再適時不過了。然而，這種聲音卻似乎忽視了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即為何公辦工讀教育與民辦矯正教育的發展呈現此消彼長，甚至公辦工讀教育缺位的情況?

制定法律防止出現下一個豫章書院

不同于時下流行的未成年人戶外拓展活動，工讀教育自創設伊始都不是單純為了提升未成年人綜合素養，而是以未成年人矯正和更新為目的。為了真正達到對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進行矯正的目的，矯正教育可能會以限制甚至剝奪一定人身自由的強制方式進行。

如果不是依據嚴格法律和程序，且由符合嚴格資質要求的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來實施，再天花亂墜的矯正廣告皆有可能被濫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立法法》第8條特別要求，對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必須通過制定法律來明確。

對于未成年人，司法在現有《未成年人保護法》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基礎上，有必要根據分級處分及個別化處分而適時研擬和出臺《未成年人嚴重不良行為矯正法》。

2016年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第3條明確規定，“國家對民辦教育實行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依法管理的方針”。乍看之下，該條與其余66條亦為促進民辦矯正教育提供了堅實的法治化基礎。然而，究竟伴隨矯正教育未成年人不良行為而生的民辦矯正教育是否可以納入到工讀教育整體范疇之中?如果可以納入，那么又該如何界定其與公辦工讀教育之間的界限?

在去年掀起輿論風波的豫章書院事件中，學生遭受過被戒尺、“龍鞭”打，被囚禁在黑屋中，吃難以下咽的食物等各種虐待。據該書院執行山長吳軍豹的說法，他們不是戒網癮學校，而是合法批設的工讀學校。

實際上，豫章書院事件并不是孤案，從一定程度來說這是劣幣驅良幣的格雷欣現象：正是由于公辦工讀教育的沒落或缺位，方才使得一些缺乏辦學資質的民辦矯正教育得以乘虛而入。像《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未成年人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條文，不能繼續懸浮在半空之中，唯有落地才能真正解決現實中的問題。

立法既成，則各級政府執法監管及推行公辦工讀教育便再無可推脫之由，未成年人矯正教育這一老大難問題或有解開法律死結的可能，期待那時工讀教育不再是“事如春夢了無痕。”